不费劲,自己不用走脑子就能完成任务,但同时也是贻害无穷很可能激起民变的方式。这不是杨四知一个人的问题,而是江陵党的普遍问题。大明大部分地方官是得过且过,当和尚撞钟,地方上只要不出事自己就可以混日子。跟他们比,江陵党算是极难得的人才,个个都肯干活,想要做出事业。但他们走上的另一个极端就是片面追求事功,想要追求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三不朽,对于维护稳定局面,保证不出乱子根本不在意。
不懂得维持平衡,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,在范进看来,比那些混日子的强不到哪里去。自己没办法约束岳父的部下,就只好给他们定枷锁,加限制。这段时间趁着没有地方接收,他在家里就只做写条陈的事,连纳两妾之余,对于范进没事偷吃梁盼弟以及郑蝉都当看不见,就是张舜卿对丈夫的酬劳。
条陈的内容说起来可以算作业绩考核标准,参考的是后世现代公司管理方面的东西,结合了眼下官场实际以及吏部铨叙标准。之前张居正搞考成法,在范进看来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太相信数据。官员的升降全由钱谷数据决定,变成谁能完成课税赋役谁就是好官的奇葩标准,对于民生治安全都不考虑。这样时间一长,必然导致官员漠视百姓诉求,官民相仇的现象发生。
是以范进这次写的条陈,就是针对这种现象做的补充。考核官员钱谷只是一方面,其他方面也要考虑。尤其大家的管地不同,江南富庶钱谷上确实要在意,陕西那种穷地方也要当完粮模范,即使逼不出李自成,也能培养出撞破天、紫金梁之流。对这些地方考核的就不是钱谷,而是治安以及民生。
除此以外,文教、社会秩序都纳入考量范围内,由朝廷的监察机构进行考核。文教不兴,百姓遇事只想挥拳头动刀子,地方上有活力的社会组织比衙门还受欢迎,不管你能搞到多少钱粮,都别想升迁,如果地方官搞到百姓切齿就要准备丢纱帽。
这种综合性的考评手段对于眼下的官僚来说,并不算难懂,主要就是麻烦。明朝的官吏不是脑子想不到这些,只是单纯的懒惰而已。即使是那些勇于任事的,骨子里也是想着要在人生几十年里得个功名富贵顺带还要名标青史。踏下心去做琐碎而不会在后世留下名声的工作,就没什么兴趣。
之前范进不拿出这个,也是知道这种事没人乐意干,自己拿出来也没人听,万一被张居正误会是恶毒攻击伟大宰辅张江陵,自己就连女婿都没得做。现在左右是老婆都娶完了,大家成了一家人,有什么就敢说什么,才敢拿出这个遭人恨的建议。靠张居正的强权铁腕,把这些推行下去,官员们不管怎么不满也得执行。至于谁在背后骂自己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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