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降使官僚、禁卫军、市民不满，政变叛乱频发。

　　平原人口下降、山区人口上升对帝国尤其是个坏消息，因为帝国的主要山区农牧人群——巴尔干的瓦拉几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、小亚细亚的突厥蛮和库尔德人、黎凡特的马龙派基督徒和德鲁兹派、北非阿特拉斯山里的柏柏尔部落…——基本上都是妥妥的反贼。

　　这些人和奥斯曼帝国讲客气的话，那估计得真主现身。

　　其中最危险的是小亚细亚的突厥蛮，考虑到他们的反叛习性、以及他们与帝国的死对头——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及其什叶派异端红头部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。

　　16世纪末开始，小亚细亚的杰拉里叛乱无疑也和突厥蛮的活动有关，这一持续近百年的战乱导致小亚细亚土地荒废、十室九空，连奇里乞亚、门德列斯河谷这样的农业腹地都沦为了突厥蛮的冬季草场。

　　和山区反贼同样闹心的，还有随着平原农业衰退而扩张的平原游牧民——即阿拉伯沙漠的贝督因人，这也是赛大帝接下来的重点打击对象，毕竟赛大帝可是两圣城的保护者

　　虽然整个新月沃地（叙利亚+伊拉克）地区自从蒙古入侵乃至更早以前就陷入了农业衰退-游牧活动加剧-生态环境恶化-农业继续衰退的恶性循环。

　　同时十五、十六世纪帝国与萨法维波斯的拉锯使得伊拉克几乎被破坏殆尽。

　　但这一过程在17-18世纪的帝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　　特别是17世纪后期部落牧民从阿拉伯半岛腹地北上进入叙利亚后，各个贝督因部落与奥斯曼帝国政府之间脆弱的平衡被打破，游牧民们年年冲到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城墙下打草谷。

　　因为政府无法保证乡村和道路的安全，平原农民们纷纷抛弃自己的农田，逃进相对安全的阿拉维山脉和黎巴嫩山脉里面。

　　到了19世纪，整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平原除去几个大城市外，几乎完全化为了无人耕种的荒原，令前来发掘古代两河文明的欧洲学者们瞠目结舌。

　　相反，平原周边交通不便的山区里倒是一片欣欣向荣、男耕女织的景象，而山里的地头蛇们——比如德鲁兹教这类——很快也成了让奥斯曼帝国政府头疼不已的土皇帝。

　　当然，并非所有的奥斯曼省份都同样受到了波及，因为广袤的帝国也有受地中海气候影响较小的地区——比如有尼罗河水稳定灌溉的埃及、以及大陆气候的巴尔干北部地区/黑海北岸。

　　这两个地区也因而变成了奥斯曼的粮仓，其人口在帝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不断提升——这也是赛大帝忧心的原因，东正教徒太多可不是一件好事。

　　顺带一提，埃及人口下跌最严重时期是马穆鲁克王朝，由于黑死病与红海毛衣的转移，而奥斯曼帝国在征服埃及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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